1964年，英国BBC开拍了一部名为《56UP》的纪录片。这部纪录片以7年为一个单位，记录了14位英国儿童一生的成长轨迹。

  这些被选中的孩子们分别来自英国社会的不同阶层，在长达56年时间的跟拍中，纪录片通过上帝视角为观众们展示了两个惊人的事实。

  一、相对于底层家庭的孩子，原生家庭优渥的孩子，成年后的发展普遍更好；二、教育是穷人真正可触及、且唯一的跨越阶层、改变命运的方式。

  那么，如果把大背景换成中国，读书改变命运真的是普通人逆袭的途径吗？寒门走出贵子又有多大的可能？针对这个教育命题，导演郑琼用纪录片《出·路》做了一次了不起的探索。

  从2009年到2015年及至后续的回访，郑琼用镜头分别追踪了来自不一样的地区、不同家庭的三个孩子10年人生轨迹，而促使这一组对比发生的暗线则是读书和教育。

  马百娟是纪录片第一个出场的主人公，她生于甘肃会宁的大山深处，父亲是农民，母亲患有智力障碍，哥哥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14岁就外出务工。

  十五岁之前，马百娟没有离开过这个闭塞贫瘠的小山村，从未见过楼房，更没见过火车。

  因为家境贫寒，小小年纪的她已经充当了家中的重要劳动力。马百娟每天喂猪、做饭、打水，和家人赶着驴子、走过危险的坡地去收糜谷。生活很苦，但是想到可以上学，马百娟十分满足。

  关于读书，60岁的父亲一度质疑“念书干啥，念完要是考不上还不是回来种田吗”，直到校长多次动员，11岁的马百娟才背上了书包。

  马百娟就读的野鹊沟小学是全村唯一的学校，仅有两个老师、五个学生，两间平房充当教室。马百娟是几个孩子中年纪最大的。

  每天早上，马百娟天不亮就起床，用凉水为自己泡上一个干面饼当早餐，然后走十几里盘山公路去上学。镜头前的她背着书包，甩胳膊齐步走，用唱歌的调子背诵课文，喜悦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  在简陋的小教室中，老师用夹杂口音的腔调朗诵课文。座下的马百娟全神贯注、双目璀璨，恍若朝圣。

  她用铅笔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地写下：“我现在每天很高兴，因为我可以上学，我想一直可以上学。”

  美术课上，同学们蹲在黄土坡上绘画。马百娟用自己花了三块两毛钱买来的纸笔，描绘着梦中美丽的蓝图。

  郑琼问她为什么想读书？马百娟一脸认真地说：“我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，我上了大学，要去打工挣钱，我要一个月挣1000元，买面，因为我家面不够吃，我还要盖房子、挖水井、因为我们没水吃……”

  在甘肃的大山之外，马百娟梦寐以求的北京学校，正被一个老天爷抢着“喂饭”的17岁少女厌弃。

  她叫袁晗寒，出生北京，家境优渥，父亲做地产生意，母亲在电视台上班。一家人住的是前有竹林、后带泳池的豪华四合院，袁晗寒从小到大上的是北京最顶尖的学校。

  母亲认定女儿具有艺术天分，从小培养她弹琴、跳舞、画画……还把她送进了全国无数艺术生争破头都进不去的央美附中。

  因为留级一年后仍有科目挂科，袁晗寒对着镜头抱怨起学校的老师跟她较劲。母亲察觉到或许是女儿的天性不适应学校教育，主动为孩子办理了休学。

  辍学之后，如何在大把时间中“对抗无聊”成了袁晗寒新的苦恼。一整个夏天，她宅在家里作画、看碟、写诗，对付心理上的恐慌。袁晗寒表示：“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，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。”

  期间，袁晗寒还思考过去排话剧、去做一些装置艺术，甚至还去了性用品商店售货体验生活。在母亲的支持下，袁晗寒后来又在南锣鼓巷开了一间酒吧。

  从装修到采购，一切事宜，袁晗寒亲力亲为，她自己买颜料刷墙、自己买木料造桌凳，乐在其中。这项小事业在她眼中，更像是一次激发创造性的游戏体验。

  只不过店铺的生意并不乐观。开业第一天，她只卖出两杯奶茶；3个月后，咖啡馆倒闭。

  谈起未来，袁晗寒说：“自己从未想过要成为哪个阶层的人。”她轻描淡写地表示：“自己以后不会饿死就行了，而没有人会被饿死，除非那个人线年，武汉咸宁，两次高考落榜的小镇青年徐佳

  袁晗寒不会想到，就在自己对教育制度和高考嗤之以鼻，辍学在家的那年夏天，湖北咸宁市的复读生徐佳已经第三次走上了高考考场。

  作为一名小镇青年，上大学是徐佳最清晰的人生目标，同时也是父母对他最大的期待。

  徐佳的父母是典型的农民工一代，母亲在纺织厂工作，父亲以前也是工人，两年前死于一场意外。临死前，徐父给妻子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“爬也要供孩子上学”。

  父亲死后，母子俩蜗居在一间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。家徒四壁的屋子，没有一张像样的桌椅。睡觉的时候，徐佳就和同上高三的弟弟挤一张大床，母亲睡同屋的一张小床。

  为了供儿子读书，徐母一人撑起了养家重担。镜头前，这个干瘦的女人似是习惯了对生活弯腰，她蹲在地上淘米煮饭，蹲在工厂把钢管收进筐里。

  正因吃了没文化的亏，饱尝生活的苦，徐佳母亲常对儿子说：“即使是打工，也肯定是要文凭高的，不要低的。”

  因此，第一次高考失利后，徐佳毫不犹豫地选择复读，他立志要考上大学，把通知书拿到坟前给爸爸看。

  讽刺的是，徐佳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和第一年一样，依然是497分，离二本线分之差，一切仿佛都是命运的捉弄。

  高考再次受挫后，心灰意冷的徐佳南下广州，在一家矿泉水瓶厂打工。流水线元。兜兜转转，一个月后，徐佳重返课堂。

  徐佳回忆，在决心第二次复读的那个假期，他顶着巨大的压力，一度精神恍惚。特别是英语，他感觉“怎么都学不会”，对考试的反射性恐惧让他整个人冒汗、发抖，完全做不了题。

  镜头一晃，三年已过。郑琼再次见到马百娟的时候，这一家人已经从甘肃深山搬到了宁夏，两代人用打工和低保金攒下的毕生积蓄，在中卫买了一处砖瓦房。

  在这里，一家人终于过上了有水、有电，三餐可以吃饱的生活，大哥在陶瓷厂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，勉强足够一家人维生。

  镜头前的马百娟同样变化不小，14岁的她出落得有点肥胖、壮实，不太爱笑，显得拘谨、戒备，眼里也没了小时候的天真和光彩。

  拍摄人员抵达时，马百娟的大哥正带她办理退学手续。面对当地老师苦口婆心的挽留，小学学历的哥哥以一句“实在学不进去了”，终断了马百娟再次读书的可能。

  马父表示：“不读就不读了，命运好找个好人家嫁了。”面对跟拍的镜头，他不耐烦地驱赶：“给上两万元，你就拍，给不了，就不要纠缠！”

  离开学校后，马百娟尝试寻找生活的另一种可能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她鼓起勇气走进中卫街头的一家酒店求职。当得知这里的平均薪资是1000多元。马百娟条件反射般重复着这一个数字，又惊又喜。

  但是对方在了解过马百娟的情况后，便以年龄、学历不到为由，将她拒之门外，经理并不客气地说：“你目前的状况，可能洗碗都没人会要你。”

  当马百娟正为找不到工作而迷茫时，千里之外的袁晗寒却在为留学的新生活懊丧。

  自从09年创业失败后，袁晗寒便选择了出国深造这条路，申请到了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学院。但是在这个世界级艺术殿堂中，面对唾手可得的海量学习资源的袁晗寒，只想逃离。

  她低头穿行在校园里，用兜帽遮住了自己那一头颓废的短发。站在画室之外，她本能地抵触：“我觉得我受不了在画室了，在这我就不舒服，胃疼。”

  她把大把的时间用于溜兔子、和中国留学生闲逛打发时间。为了缓解情绪上的不稳定，她躲在阁楼里自制烟卷，做各种事情继续“对抗无聊”。

  “苦心人，天不负”，三战高考的徐佳，最后如愿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。四年的大学生涯，将他打磨得愈发沉稳、务实。

  徐佳告诉郑琼，“实际上我精神上的追求很少很少”，从上大学的那天开始，他就一直想着以后怎么赚钱挣生活费，怎么早日还清学费。

  大四实习期间，为了找工作，勤工俭学的徐佳狠心花300元为自己买了一身正装，在走过无数场招聘会，投过无数份简历后，徐佳常在那些没有接到过面试通知的夜晚失落又失眠。

  拿着一个普通二本的文凭，徐佳好不容易才进到一家保险公司，成为一名电话接线员。但是不善交际的他，在这个岗位上挫败又苦闷。

  几经辗转，徐佳最后选定到一家电力公司做了技术。尘埃落定的感觉，让他稍稍松了口气。

  当郑琼问他为何而活着时，这个初出茅庐，但却满目沧桑的大男孩艰涩地说：“为了家庭，为了我妈活着。”

  2014年，就在退学的第二年，16岁的马百娟和表哥结了婚，父亲当年那句“女娃娃除了嫁人，再没别的出路”，似魔咒般，一语成谶。

  马家从此谢绝摄制组再做任何追访。后来郑琼也只是听说，马百娟去了哥哥所在的陶瓷厂打工。不远处，就是她没读完的小学。

  2015年，袁晗寒以“德国发展余地不大”为由回国，去了上海的一家美术馆实习，说是“想看看国内都是怎么玩的，还缺少一些啥东西。”同年，这个女孩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。

  也正是这一年，毕业后的徐佳通过个人打拼，在老家结了婚、修了房，还给妈妈开了一间小卖部。两次加薪过后，徐佳每月也能保持8000元左右的收入。一直到2018年，徐佳成功在武汉买车买房。

  在郑琼的镜头下，10年的跨度，3个孩子，所受的教育不同，最后走上了3种迥然不同的人生。

  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，不平衡的生活。区域之间的不平衡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，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，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，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。”

  正如片子中的马百娟、徐佳，十年人生中，他们各自奋斗、焦虑、惶恐的所有指向，都是物质生活的匮乏与不满足；而袁晗寒对精神生活的追索，从迷惘到一次次不计成本地试错，都建立在充裕的物质、雄厚的背景之上。

  不过即便如此，我不希望我们仅是从这部纪录片中看到这样一种阶级之间的阻隔。在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社会，任何一种体制之内，资源分配的不对等是必然的。

  这部纪录片，如果单纯仅仅是为了表达这种阶级隔膜，毫无意义。其实面对不平等，比起批判精神，大部分人更缺乏的是自省精神。正如影片中的马百娟，看似是被环境局限了人生和视野，但是一切归根结底，是教育的缺失。

  上一辈的父母没有文化，同辈的哥哥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，最终两代人一起反对马百娟接受教化，这种贫穷导致的闭塞和愚昧，远比贫穷本身更该引起人们的瞩目。

  “我是想阻断贫困，阻断贫困带来的愚昧，解决低素质的母亲，低素质孩子的恶性循环。女孩子受教育能改变三代人的命运。”

  除了教育，片子还在着重讨论一个关于“出路”，也就是个人价值实现的问题。在徐佳看来，他一度以为上大学、找份好工作就是自己的毕生理想。但是当他真正达到此阶段，他却发现了自己关于精神层次的追求慢慢的变少，他所做的工作，是“谋生”，而不是“事业”。

  袁晗寒在三个孩子中，看上去最为自由洒脱，但是无论是在北京、在德国，还是在上海，身处人生不同阶段的她，还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跌跌撞撞，不断和迷茫斗争。

  因此，《出·路》所呈现的社会问题，不是给马百娟一张彩票，不是给徐佳一个富有的家庭就能完全解决的。

  我对郑琼导演说的一句话感触颇深：“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，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是受害者。”

  真正的自由，不是有钱，也不是打破所谓的阶层，而是打破成功学强加在人们身上的框架。只有除去一切金钱、身份的世俗标签后，审视自我，找到真正的个人价值和使命，这才是真正的出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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